我的母亲是个农民

母亲在她的蚕室

准确的说，我的母亲是个蚕农，除了一般农民的种田锄地，她每年还养4-6万只左右的蚕宝宝。

一

母亲是家里的小女儿，上面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个弟弟。外公的毛笔字写的不错，因此据说还做过教书先生。但令母亲终身引为恨事的是，外公不重视女孩的教育，在应该上学的年纪，家里让她去照顾大哥的女儿，而大人就可以出去劳动挣更多工分。自始至终，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

我父亲比她年长6岁，住在河的对岸。当时卖船得了一笔钱，他就去买了一台空调大小的春雷牌收音机。每天，声响放到最大，放歌。通过这种方式，父亲赢得了母亲的芳心。

这是记忆里他们和我开玩笑时讲的版本。成年以后，大伯母跟我讲了另一个版本：母亲原本订了一门亲事，在西边的另一个镇，男方条件不错；但某次，母亲听说男方喜欢打牌，因此果断拒绝了这门亲事，选择了我的父亲。

我的父亲那时快30岁了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，30岁还没结婚是很危险的年纪，有沦为光棍的可能。之所以这么晚还没结婚，是因为我的奶奶很早就去世了，没有人想着替这个家中最小的儿子张罗婚事。而父亲本人其貌不扬，沉默寡言；母亲说，她就是看中父亲勤劳踏实。

我还记得老家的样子。前面一排三间房子，右间是我家，不到20平米，还分成了前后两间，前面是厨房，后面是卧室；左间是大伯家；中间的大厅，两家共用。后排矮房还有茅厕、猪舍、羊棚、兔棚，然后就是一个天蓝色的房间，是我们的蚕房。

老家的房子已经拆了，地变成了我们的有机杭白菊园

我喜欢这个天蓝色的房间，不养蚕的时候，经常带小伙伴进去玩。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这是他俩的婚房。结婚前，这个房间是我二伯的卧室，他刚刚搬出去不久；简单的刷上天蓝色，就做了婚房。

24岁的本命年，母亲就在那个天蓝色的蚕房里生下了我。不知是否因为接生我的关系，接产婆的儿子后来做了厂长，成了我们村首富。

他们很拼命的干活，希望早日从这低矮的房子里搬走，造一座楼房。养蚕，插秧，双抢，打谷子，收油菜籽，种杭白菊。

有一年，两个人在桑树林里套种榨菜，肩挑一两百斤的羊粪，来回数趟；4月，榨菜丰收，收了一万多斤；再连夜去菜叶、削皮、腌渍。3、4岁的我也参与其中，却差点把自己左手食指切断，疤痕现在仍清晰可见。

那一年的榨菜价格奇低无比，卖完以后，连肥料钱都付不起。

还有一年，母亲把家里宝贵的一块地用来种杭白菊。4月种下，5月压条，6月除草，7、8月防涝，秋天采收。每天晚上都要蒸菊花，然后摊在竹匾上晾晒。那个秋天阴雨无常，菊花始终干不透。为了防止霉变，母亲跑到大姨家里，和她一起买煤球、建灶台来烘干。同样的，成袋成袋的菊花被贩子运走，售价却没能抵过煤球。

可能是被溺爱的缘故，我割羊草的速度和重量远远差于同村小伙伴。放学后，大家背着竹筐去野地里找草，手里拎一把镰刀。其他人把草压的很实，又重又满；我呢，故意把草弄的蓬松，这样看起来和他们差不多，背着又不累。

母亲就开始认真的担心我以后能不能自食其力。有一年暑假，她非常罕见严肃的把我逼到秧田里，让我必须学会插秧。我呢，内心惶恐是不是小腿上有蚂蝗趴着吸血。“乡下人连种田都不会，以后谁来养你？”

直到她看见我上学成绩还可以，开始有了另外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想法：离开农村。她对我说，不要做乡下人，要做城里人。

二

接生婆的儿子那时刚刚把羊毛衫厂开出来，母亲就去厂里做了纺织工人。但是，她仍然坚持养蚕。常常，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，匆匆跑回来切桑叶、喂桑叶，自己扒拉几口冷饭又去上班。我不知道，这能不能算最早的“半农半X”?

羊毛衫厂是没有周末的，也没有五一假期，最多过年放几天。晚上工作到11点是常有的事。我不知道，这能不能算最早的、也是最极致的“996”？

星星小学就在羊毛衫厂边上，我们那时发明了一样很变态的游戏：放学以后，去翻工厂的工业垃圾，并从中挖掘潜在玩具的可能。有一种横机上的带钩银针，颇受欢迎。

除了翻垃圾，我还拿着搪瓷饭盆等在工厂门口。母亲会把工厂补贴的加班晚餐省下来，然后倒给我，让我带回家去吃，她则回去继续加班至深夜11点。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加班晚餐。

父亲那时脾气变得格外火爆，他先在窑厂烧砖，后来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，偶尔会给我带几个烂苹果。有一回，他在村广播里听到印染厂招工的消息，就去应了聘。

印染厂是两班倒，24小时工作制。今天早上出门，要到明天早上回来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。我和小伙伴正嬉闹着，房间里就发出父亲咆哮的怒骂声。后来演变成，他只要一见到我和小伙伴在一起，就勒令回家。

许多个暑假，他们两人都在上班，就会把蚕托付给我。我就连哄带骗的叫上村里几个小跟班，帮我一起把桑叶喂了。窗帘拉着，屋子里漆黑一片，只听见“沙沙沙”、如大雨般的、蚕吃桑叶的声音。

三

当我在星星小学上到四年级的时候，母亲终于实现了搬家的愿望：他们造了一座两层、130平米/层的楼房。

我在新房子的某块砖头上用粉笔写了自己的目标：上屠甸中学、桐高、北大。堂哥们发现了我的狂言妄语，一顿奚落嘲笑。

屠甸镇有两所中学，一所叫屠甸中学，是给镇上孩子的；一所叫红旗中学，是给村里孩子的。为此，母亲特意去向小学陈老师打听，怎样可以上屠甸中学，因为他的女儿陈亚楠早先从村小转到了屠甸镇小上学。陈老师说，农村户口要上镇上，要交转校费。

因为刚造了新房子，家里一贫如洗、还欠了外债，母亲就断了让我去上镇小的念头，我从星星小学毕业后自然就去了红旗中学。

红旗中学，据我的老师说，是全市最差的初中。果然，我的同学到了初二就纷纷辍学，去纺织厂上班了；有不少去了接生婆儿子的厂。

而我，居然鬼使神差的从最差的红旗中学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，桐高。母亲说，厂里人都很羡慕她。

浙江最好的重点高中之一桐高

高考的时候我发挥失常，自然没考上北大，上了吉林大学。高考结束的那天，大雨磅礴，我早有预感自己考砸了，没有回家，径直钻进了网吧。

也不知凌晨几点，我不敢回家，就去了镇上宾馆打算开房睡觉。宾馆嫌我没有身份证，让我去派出所开证明。派出所警察直接开警车把我送回了家。

我站在家里的晒场，喊母亲开门，月光如洗，照在一地的桑条、蚕沙上面。

母亲非但没有怪我，还骄傲的逢人就说，儿子要去遥远的东北上大学了。

四

许多年以后，我瞒着母亲，只身来到千岛湖租了20亩桑园开始养蚕。

劳动节自拍：《劳动者和他的镰刀》

前几年，一到养蚕季，我就试图跟着母亲偷师，问这问那。但不到3个问题，她就劈头盖脸怒斥：“你学这个干什么！？有什么用！？读了大学，老不干正经事！”

实际上，我来千岛湖的目的很简单——自己能够真正主导一次养蚕。

五一节前，我在公号上发布养蚕活动公告。不到一天时间，就有40多人表示兴趣。最后建了一个60多人的“养蚕群”。

第一个来的是郑阿姨。从上海过来，头天早上就出发，原本3、4个小时的路程，高铁没票，花了24小时，第二天早上才到农场。

郑阿姨说她有养蚕的情节。她的外公以前在无锡是养蚕人，她的妈妈小时候也养蚕，15岁考上大学后离开无锡。但是，她妈妈特别喜欢养蚕，在她小的时候，每年到了养蚕季就要骑着自行车去上海近郊摘桑叶。因为没有冰箱，桑叶取回后就用湿毛巾盖着，留着备用。

隔了两代，上海的郑阿姨来养蚕寻根

无锡现在已经没人养蚕了。去年，我还特别去拜访了改建为公园的无锡蚕种场，上世纪初的民国建筑，辉煌而别致。我的母亲与郑阿姨同辈，却隔了两代，与她的外公一样是蚕农。郑阿姨的妈妈是他们家第一代大学生，考上大学，离开无锡后，一去不复返，养蚕是个念想；我也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，却又折返回来，继续养蚕。

可见这件事，隔了两代，终究是要做。逃是逃不掉的。

许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勇气？实际上，我从来都是个胆小鬼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我的勇气来自于身为柔弱养蚕人的反抗。

放眼世界，或者是奢侈品牌，或者是设计师品牌，或者是纺织厂老板，或者是工匠大师，或者是贸易商，居然就真的没有一个养蚕人自己的丝绸品牌。

我们的愿景很明确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蚕农成立、以蚕农为灵感的丝绸品牌。

5月是很特别的时间，12日是母亲节，20日是母亲生我的日子；整个5月，春蚕从一粒小小的卵，变成白胖的蚕宝宝，吐丝结茧。

母亲不让我养蚕是为了我好；我要养蚕则是为了更长久的延续她的血脉。

- 食通社说 -

在母亲节读到返乡青年写他的母亲，让人感动，也更加理解作者选择离开北京和上海的广告业，回到家乡的文化基因：养蚕、做蚕丝被、种杭白菊，到追寻自己作为一个“农民”的文化认同，无一不是对童年经验和家庭生活的回应。作为返乡青年，80后的鱼见缸并不止步于长辈的经验，而是有了更大的抱负。可以结合他去年给食通社写的自述，了解两代农人的所思所行。

既然是母亲节，也顺便推荐另外三篇值得重读的旧文给各位读者。

一篇是一位北京母亲从金领变身农妇的故事。

一篇是日本的妈妈们从60年代开始，从食物出发，改造社区和社会的故事。

最后一篇则是我们成都的妈妈们，如何从食品安全自救，走上合作的互助之路的故事。

向了不起的母亲们致敬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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